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渊源、

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渊源、
                                                                                                                                                                                                                                

高山古城遗址出土石器               
　　四川在线消息（四川日报记者 吴晓铃）30年前，三星堆4000多件精品文物的横空出世，一举轰动世界。纵目面具等神秘的青铜器物，更是引发了古蜀文明来自外星人的大胆猜想。然而，随着金沙遗址、宝墩古城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什邡桂圆桥遗址等的相继发掘，古蜀文明的疑团正一点点破解。
　　4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度宣布：距今4600年-4500年的大邑高山古城遗址是早于三星堆、甚至宝墩的成都平原最早古城。而它的年代，也勾勒出一部分古蜀先民的迁移轨迹：他们最初在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建立聚落，直到解决了水患以后，才从周边的高山地带迁移到平原腹心，从而创造出灿烂的三星堆、金沙文化。
　　那么，古蜀文明是否凭空出现？古蜀先民究竟从何而来？越来越多问题的答案正在浮出水面。





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盆
　　古蜀文明烙上鲜明中原文化印迹
　　近年来，越来越多考古遗迹被发现，而古蜀文明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证据已经越来越充分。
　　4月26日，黄河流域史前彩陶展在金沙遗址揭幕。细心的游客发现，这个“黄河流域”的彩陶展上，却有几个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物。茂县文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原本就带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的风格。
　　在三星堆出土以后，考古人员在新津发现了距今4500年至3700年之间的宝墩古城遗址，它和三星堆文化所处年代刚好可以上下衔接。那更早的古蜀先民究竟生活在哪里呢？21世纪初，古蜀文明探源的考古调查在四川全面展开。成都市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陈剑透露，结合古代传说和文献，岷江上游成为考古调查的重要目标。
　　2003年，考古人员在营盘山遗址展开正式发掘，顺利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基址、墓葬、殉人坑、窑址等各种遗迹，还在遗址中西部发现一处大型类似于广场的遗迹，证明了在距今5300年至4600年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是一处大型中心聚落。
　　随着更多考古调查展开，茂县、松潘、黑水、汶川、理县等岷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台地上相继发现了波西遗址、沙乌都遗址等大小几十处遗址。而考古人员发现，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带有明显的仰韶文化特点，这种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的彩陶文化，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此外，工作人员进行土壤浮选时还发现了小米。无论是彩陶、人祭坑还是小米这种旱地农业，营盘山遗址的风貌，无不呈现了黄河流域的史前风格。
　　不止在岷江上游，最南位于大渡河中域的汉源狮子山遗址，同样发现了带有典型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风格的彩陶。陈剑说，古蜀文明源自何方？至少从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高山古城遗址发现树木遗存处
　　史前古城兼收并蓄长江中下游文化
　　大量中原文化特点的考古遗存，并不能得出古蜀文明单纯来自中原的结论。随着成都平原8座史前古城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带有长江中下游文明印记的遗存出现了。
　　陈剑说，古蜀先民在营盘山遗址时期，还只是种植小米。但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什邡桂圆桥遗址和其后的高山古城、宝墩遗址，便发现了水稻的遗存。高山古城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刘祥宇透露，在对古城遗址土壤进行浮选时，水稻的比例竟然占据了90%，“说明大米在当年已经成为古蜀先民的主食。”而水稻的种植最早可以追溯到1万年以前，其原产地就是长江中下游流域。
　　在宝墩古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也发现了类似线索。宝墩古城发掘现场负责何锟宇透露，北方城墙通常采用的是夯土墙，但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古城等8座古城，全部采用的是斜坡堆筑法建成。这种从底部到顶端渐渐收拢的筑造法，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城墙建筑技术非常相似，而对方的年代在距今4600年-4000年之间，早于宝墩古城。不仅如此，高山古城遗址在发掘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中用于装饰的绳纹、刻划纹等纹饰，便带有长江中游出土器物的风格特征。
　　有意思的是，宝墩文化受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影响，还恰恰对应了古蜀五祖之一的鳖灵从长江逆流而上、死而复生的传说。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这样写道：“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传说古蜀“开明”王朝的创始人鳖灵原是楚国人，不小心失足落水溺亡后，尸首逆流而上到了郫县。复活后被望帝任命为蜀国丞相。后来大洪水爆发，鳖灵带领人民治水，在都江堰玉垒山凿开一条通路，解除水患，人民由此得以安居乐业，他也因此继承了帝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罗二虎认为，文化往往不会孤立的存在。“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的筑造技艺与石家河文化的相似，说明当时已有文化交流。”而陈剑则认为，“从营盘山遗址、宝墩遗址分别受到中原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文化影响来看，古蜀文明极可能就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正是古蜀先民汲取了不同地方的文化智慧，才最终催生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
高山古城遗址出土带切割痕的穿孔石器
　　水患困扰古蜀人多年
　　鳖灵治水、大禹治水……古蜀文明中，先民治水的故事流传久远。随着越来越多的遗迹出现，考古人员发现，古蜀先民确与传说中一样，一直在与水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种斗争，从距今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
　　陈剑说，在茂县的岷江河谷进行考古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年代越早的遗址，靠河谷越近；年代越晚，便渐渐上升到岷山上的台地。以茂县波西遗址、营盘山遗址、沙乌都遗址为例，距今6000年左右的波西遗址海拔最低；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营盘山遗址，就已位于岷山中间台地；而到了和宝墩时期差不多的沙乌都遗址，已经建在了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山上。陈剑认为，这种迁徒，和古气象学研究中的结果是一致的——早在五千年以前，全球曾有一次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极可能造成了洪水的肆虐。迫不得已，古蜀先民才从丰饶的河谷，搬到相对贫瘠的高山。
　　但是洪水的肆虐，一直是困扰古蜀先民生存的重大危机。
　　梳理最近几十年的史前考古，成都平原竟没有发现一处超过距今5000年的遗存。已经去世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当年曾经说道，“这极可能说明，当时成都平原因为动辄洪水泛滥，原本就不适合生存，直到治水渐有效果，才从岷山河谷搬到平原。”
　　即使如此，古蜀先民迁居成都平原以后，仍然备受水患困扰。
　　在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东城墙外，考古人员发现了200米宽的大河遗存，这证明古城傍河而建。既然古代成都水患严重，为何不选择远离河流的地方居住呢？高山古城考古现场负责人刘祥宇表示，或许正是当年成都平原河道密布，古蜀先民实在找不到远离河道的地方，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
　　至于宝墩古城不仅有城墙，还有护城河。护城河遗址宽约三四米，而城墙遗址即使现在仍有四五米高。何锟宇介绍，“在宝墩古城发掘以后，就有学者认为护城河极可能用于洪水过境时避免洪峰过猛，而高大的外城城墙，同样有避免洪水淹城之效。”
　　同样属于宝墩文化晚期的温江红桥村的一处遗址，也发现了一处距今4000年左右的护岸堤，这是目前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史前水利设施。发掘现场负责人杨占风介绍，这处护岸堤最大的特点便是有8道人工开挖的沟槽，里面的柱洞表明在建造的时候曾经在沟槽内安插木桩，起到了加固作用。在堤坝近水一侧，一排排鹅卵石清晰可见。成都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这应该是当时人们用竹笼装着石头，将堤坝固定起来。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利用了竹笼固定沙石的原理，这种方法显然从古蜀延续到了先秦时期。”
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人面像
　　人种学有望揭秘蜀人来源
　　让人惊喜的是，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以及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古代蜀人的生活环境、人种特征等信息，都有望在未来一一揭秘。
　　陈剑说，从宝墩遗址的发掘开始，考古人员已经开始对地质结构进行采样，展开了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等的研究。通过对孢子花粉等遗存的分析，可以鉴定出植物种属。如果属于乔木，那生活环境肯定气候温润；如果是针叶林，显然就是高寒干燥的环境。在高山遗址的灰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完整的树叶，已经鉴定出属于乔木，“这说明高山古城时期，成都平原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
　　尤其珍贵的是，高山古城遗址此次已清理了89座墓葬，其中大量的人骨遗存，成为研究古蜀人人种的第一手证据。陈剑说，早期的考古人类学研究，还停留在研究骨骸的年龄、性别和病理学阶段，但随着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展开，以及DNA鉴定等科学技术的运用，就能确定古蜀人的种属。在此之前，三星堆、金沙、营盘山等遗址，均采集过数量不等的人骨材料。陈剑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骨材料和中原的仰韶文化时期或长江中游的人骨特征进行比对，就可以得出这些古蜀人来自哪里的确切结论。而这个结论，比所有的文献、神话要可靠得多。”
　　这并非盲目乐观。早在两年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原海兵博士就在对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骨骸进行过研究，并发表论文：老官山汉墓的男性墓主颅面形态和以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中的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约相当于战国早期偏晚）为代表的古蜀地人群不同，也和湖北江陵九店东周时期和左冢楚墓所代表的楚人不同。他的主要面部特征与楚人等南方人群相似性较多，其主要颅部形态则更多接近北方人群。原海兵推测，该家族有可能在不断迁徙流转过程中“南北通婚”，接受了北方人群基因的注入。
　　那么，最早的古蜀人究竟来自何方？秘密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就将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