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柴论”是鉴定柴窑的唯一标准 (2012-11-27 19:24:01)
笔者近日购得由玻西瓦爾.大維德 (PercivalDavid 1892-1964)爵士翻译的 《格古要论》洪武版英译本-----《ChineseConnoisseurship: The Ko Ku Yao Lun》。中文译文：《中国鉴赏学：格古要论》（注：1942年大维德爵士从苏州潘氏家族中收藏到了世界上仅存的一本洪武版《格古要论》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64790701014mw5.html）。粗读了一下，感到依据本书内容，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曹昭对柴窑特征的记述是根据他所见到的柴窑实物标本和他对当时有关柴窑文献或传说研究后的总结之作，笔者将其称为“曹柴论”。 大維德 爵士是二十世纪世界著名的中国古艺术品鉴藏大家。大英博物館展出的大維德收藏就是他的藏品。 关于大维德爵士的网上文摘： “他收藏的1400多件中國瓷器，絕大多數為歷代官窑中的精品和帶重要款識的資料性標準器，其中包括僅次於台北故宮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標準器大維德瓶；今天成為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鎮館之寶的唐韓幹《照夜白圖》以及2008年12月在佳士得拍賣行創出世界漆器拍賣記錄的明永樂剔紅雙鳳蓮花盞托也都出自於他的收藏。” “他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注：他是该学院教授）設立了英國乃至西方第一個中國藝術大學學位課程，並將其收藏的全部瓷器及與中國藝術相關的中外書籍包括很多古籍珍品捐獻給亞非學院，成立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使之成為西方研究中國陶瓷的重鎮。”
在《中国鉴赏学：格古要论》一书中有曹昭所写《自序》的英文译文，网上查了查，感觉其与一篇中文文章对曹昭和其所写的《格古要论》的介绍很相近，将其摘抄如下： “曹昭自称：“先父真隐处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画、古琴、旧砚、彝鼎、尊壶之属，置之斋阁，以为珍玩。其售之者，往来尤多”，据此，曹昭的祖上应是仕宦人家，他的父亲虽未做官，但家境殷富，有兴趣、有能力购藏古物。曹昭自幼耳濡目染，不仅嗜好古董，而且还将其当做一门学问来做，“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否而后已”，很有一股潜心钻研、究根问底的精神，故而能够在古物赏鉴领域“见之广，识之精，而讲之素”。他有感于许多纨绔子弟从事文玩收藏，“其心虽好，而目未之识”，所以“取古铜器、书画、异物，分高下，辨真赝，举其要略，书而成编，析门分类”，纂成《格古要论》一书，为“世之好事者”提供借鉴。其自序落款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即1388年4月21日。” 根据如上曹昭“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否而后已”的《自序》中的话，大维德爵士在其书中说：“The KKYL was therefore the results of Ts’ao’s study of actualspecimens and ancient texts concerning them.” 中文译文：“因此，《格古要论》是曹昭研究实物标本及其有关古文资料的结果。”在该书的文献综述部分，大维德爵士还说：“Ts’ao’s description s of porcelainare of great importance. He was, as far as we know, the first torecord the makings of Ch’ai ware in themiddle of the tenth century, but he did not say that it had thecolour of the sky as seen after rain, or that it was resonant asthe musical stone.” 中文译文：“曹昭对瓷器的描述非常重要，就我们所知，他是第一个记录十世纪中叶的柴窑制作特征的。不过，他并未说柴窑具有“雨过天青”之色，也没说其“声如磬”。”大维德爵士对曹昭“天青色”的英文译文是“azureincolour”（天蓝色），他在英文译文中不提“雨过天青”一是因为曹昭确实没说，二是这样翻译也避免了许多纷争，现在国内不是有不少人用“雨后天青”中的雨后二字或“云破处”三字作文章吗？掰什么雨后天空啥色都有，把柴窑搞成了个“百色器”。 根据大维德爵士的看法，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格古要论》对古窑器的记述不够全面，而仅有15种？原因就是曹昭只见过这15个窑器的实物标本。如果像有些网友的看法，说什么曹昭没见过柴窑，什么《格古要论》是根据传说或前人的记述汇编而成（像如今的专家们那样编书），那古窑器何止这15种？唐代秘色瓷大名鼎鼎，曹昭不可能不知道，那为什么在《格古要论》的古窑器论里没有秘色瓷的记述呢？原因只能是曹昭没见到秘色瓷的实物标本。没有见到实物标本，就不能写入《格古要论》，这就是曹昭严谨著书的另一明证！ 曾编校《格古要论》的明代松江人舒敏（ShuMin）也为曹昭《格古要论》作了个《序》，其中对曹昭精通古董鉴别的能力大加赞誉。该《序》的英文译文中有这样一段：“Ts’aoMing-chung of Yun-chien, who hails from a family of gentle-folk ofWu, is a man with such a wide knowledge of antiquities and is ofrefined taste. Not a single object of art could he come upon, intothe reason and origin of which he would not inquire, and whether itbe right or wrong, genuine or false would not escape hispenetrating discernment, based as this is on thebreadth of his powers of observation, the precision of hisknowledge, and the profundity of hisresearches.”中文译文：“云间（上海松江的古称）曹明仲（曹昭字明仲）出身吴下（指古时江苏长江南岸地区）名门世家，是一位古董知识渊博和鉴赏水准极高之人。遇见任何一件古董，他都要刨根问底，该古董是对是错？是真是假？绝逃不出他明察秋毫的眼力，而这种眼力是建立在他见多,识精和透彻研究的基础之上。”舒敏的这段话清楚的告诉读者，在曹昭的《格古要论》未出版之前，曹昭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鉴赏家了。也有理由说曹昭为大鉴藏家，因为曹昭在写《格古要论》《自序》时，其父已亡故，而曹昭的古董知识多来自对其父亲收藏品的透彻研究。想想看，儿子要写鉴别古董的《格古要论》，需要古董实物标本，曹父对此不可能不知，所以他不可能在死前卖掉自己一生的收藏品！一定会完完全全地留给儿子曹昭。
综上所述，，曹昭撰写《格古要论》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之事，因为在著书前他已斐声一方，成为鉴赏古董的大家。曹昭致学严谨，他在《自序》中透露，“自己对每个所见古董刨根问底的习惯由孩童时一直保持至今，生怕因自己的研究不深而有疏漏”。据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曹昭一定见过柴窑。他也是第一位根据自己所见柴窑实物标本记述柴窑特征之人，其对柴窑特征的描述应该是客观翔实而可靠的。可以说柴窑器本身无大谜，也不需要别人去揭示，因为曹昭早已完全揭示了柴窑特征之大谜,即：[size=21.3333339691162px]洪武版《格古要论》所述：“柴窑出北地世傳柴世宗時燒者故謂之柴窰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多足麄黄土近世少見”。笔者将这段话简述为“曹柴论”，其内容共有七点：1.柴窑出北地；2.世傳柴世宗時燒者故謂之柴窰；3.天青色；4.滋潤細媚；5.有細紋；6.多足麄黄土；7.近世少見”。从“曹柴论”中可以看出，曹昭对柴窑的记述很全面，既谈到柴窑的产地（出北地），烧制的年代（世传世宗时烧者）和稀缺性（近世少见），也谈到柴窑瓷器的本身特点，即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可简称为“曹四点”）。由于柴窑窑址至今不明，所以在寻找鉴定柴窑时，疑似柴窑器应该首先要到代，即必须是五代时期烧制之窑器，然后，再按“曹四点”去衡量，也即鉴定柴窑的具体标准是“曹四点”加到代（五代时期烧制），这也是“曹柴论”的核心内容。虽然现代人对“曹四点”的理解上有不同，但这是小范围内之小谜。只要大方向对了，具体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目前有关柴窑的未揭之谜只是还不清楚烧制柴窑的窑场位于何处。曹昭也不完全清楚，仅说了“出北地”（注：大维德爵士对“出北地”的英文翻译是：“madein the North(制于北方）”）。 如果曹昭对柴窑器特征的描述是可信的，那其它对柴窑的种种不同于曹昭的记述就不足为信！就是说“曹柴论”是鉴定柴窑的唯一标准。历代出现的柴瓷鉴定混乱局面就是没有坚持使用这个唯一权威标准的结果，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心选用不同的标准。例如：清代程村居士所写的《柴窑考证》一书中，将一个后来被认定为定窑的天青碗说成是柴窑，其所用的判断柴窑的标准不是“曹柴论”，而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四如”标准(“四如”之说有可能是明代人把宋代影青当成柴窑而记述的)；现今有人认为湖田窑是柴窑，使用的还是“四如”标准；还有人认为耀州窑是柴窑，他们使用的标准除了有争议的“出北地”外，就是柴窑的所谓“制精色异”，说什么耀州窑刻花如何好，制作如何精良等（虽然耀州窑制精，但不色异，还是传统黄绿釉色）。其实，如果严格用“曹柴论”这把尺子来衡量湖田窑和耀州窑是否为柴窑，结论肯定是否定的！ 有人可能会说《格古要论》对柴窑的记述不够全面或不够具体详细，而其它古文记述是对《格古要论》关于柴窑记述的补充。本人姑且同意这种看法，但有一个前提：鉴定一个窑器是否为柴窑，请先过“曹柴论”这一关。如果通过了，你说柴窑是“四如”瓷也好，“宝石入釉”也好，“制精色异”也好，或“光芒夺目，如飞箭一般”也成，甚至“御炮矢”也行。总之，补充的越多越具体越好。关键是绝不能因为过不了“曹柴论”这一关，而大言其他所谓柴窑的特征。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景象：一些人为了把自己手上不符合“曹柴论”的东东往柴窑上靠，不惜无视和歪曲“曹柴论”，常用比《格古要论》还晚的明清人的所谓柴窑记述，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地长篇大论，企图以此来误导视听，推销假货。然而，“曹柴论”在柴窑鉴定上无人能撼动！一些人的做法终归是可笑而徒劳的！ 小结：鉴定柴窑只能用“曹柴论”这把尺子来衡量。要想将历代关于柴窑的记述揉在一起来鉴定柴窑是可笑的，也终将徒劳无获！将“曹四点”中的“天青色”理解为“天蓝色”是鉴定柴窑的最基本条件，其它三点众说纷纭，目前尚难形成共识。甚至连柴窑究竟是陶器，瓷器，还是半瓷半陶之器，现在也说不清楚。然而，这些并不能成为对柴窑鉴定无能为力或胡乱鉴定的借口！尽管不能用明确的“曹四点”寻找柴窑，但可以“曲线”求之。笔者认为：从汉代到唐五代十国时期，颜色窑器（陶或瓷）多为绿色，黄色，褐色或多色等器物，尚未发现有其它通体天蓝色瓷器或陶器(这其实是鉴定柴窑的天然有利条件！）,晚唐距离五代后周很近，出土的晚唐蓝釉瓷也都是像唐三彩上的灰蓝色。因此，柴窑应该看作是五代后周烧制的陶瓷界的第一个不同于唐代灰蓝色的初始天蓝釉色的窑器。换而言之，任何天蓝色或接近天蓝色的窑器（陶器或瓷器）如果能被证明烧制于五代时期，那它一定是柴窑!仔细观察这种柴窑，也一定会找到“曹四点”中其它三点的确切特征。甚至有关柴窑的传奇记述是不是真实也因此而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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